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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民银行案件的代理意见

           代理意见

 

就上诉人中融汇金金融外包(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合同纠纷一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同样,提供了服务、付出了劳动,获取相应的服务费也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深深植根于人类灵魂深处的最基本、最浅显、最朴素的理念,它等同于天理良知。我们的民法、合同法等现行法律把这些理念吸收进来,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我们称它为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试图突破这些原则,试图让上诉人为其无偿的劳动,试图用区区百万元的租金折抵超过千万元的服务费。被上诉人的做法让我们想起另一个词语:剥削。

诚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那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外包服务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合法有效的协议就应该被诚信的遵守和履行。但是《外包服务协议书》又是存在着不完善之处的,那就是没有明确服务费的支付标准。针对这样的一份合同,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我们认为本案要分层次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上诉人提供服务的数量是多少?第二,上诉人提供了这些服务值多少钱,即相应服务费的价款是多少?第三,被上诉人是否应该给付这些服务费?

关于第一个问题。上诉人提供服务的数量是最容易查清的一个问题。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人民币的清分、复点、销毁服务,对于服务数量被上诉人的电脑系统中有精确的记录。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人民银行哈支行钞票处理中心清分设备运行情况汇总表》,证明2017年和2018年,上诉人清分回笼券953124捆;《人民银行哈支行钞票处理中心复点工作时段统计表》,证明复点(面额100元和50元)107046捆,复点(面额20元及以下)570726捆;《人民银行哈支行钞票处理中心销毁工作时段统计表》证明销毁残破人民币1808943捆。以上统计表中的数据来自于被上诉人的电脑系统,是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提供服务的实际情况,统计的实时数据。这个数据,只有通过被上诉人的电脑管理系统才能统计出来,而且绝对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否则就属于重大金融事故。上诉证据表格的制表人贾国明、奚成原、张文革分别是被上诉人的清分科科长、复点科科长、销毁科科长。庭审中,被上诉人以上述证据是上诉人单方制作为理由不予认可,实际上是罔顾事实的虚假陈述。主审法官要求被上诉人确认以上数据是否来自于被上诉人的统计数据,如果不是,由被上诉人提供相关数据,但是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武断的认为以上证据是上诉人单方制作,仅仅因为被上诉人的否认就不予采信。这种做法不仅有违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以上证据是被上诉人统计、保存的数据资料,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被上诉人提供,如果被上诉人拒绝提供,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而不应该径行拒绝采信上诉人的证据,由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

在解决了服务的数量的基础上,我们要解决第二个问题,上诉人提供了这些服务值多少钱,即相应服务费的价款是多少?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因为合同中并没有明确服务费的支付标准,因此需要通过正确的适用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

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在哈尔滨市,上诉人共为六家商业银行提供同类服务,形成了稳定的市场价格,所约定服务费的价格各有不同。根据上诉人与六家商业银行所签订合同中约定的服务费价格,上诉人取其平均值作为被告的付费标准,即复点、清分100元和50元券,按照17.83元/捆计价;复点、清分20元及以下券,按照14.5元/捆计价;销毁按照1.43元/捆计价。上诉人确定计价标准和计价方式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可操作性,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按照上述标准计算2017年-2018年两年的服务费,合计30481117.34元。

反观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引用了《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关于合同约定不明时的补救条款,“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没有达成补充协议,又“不存在交易习惯”,据此断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际上,我们知道,《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存在着递进的关系, 在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仍然无法明确合同质量、价款、报酬等项目的情况下,应当继续适用合同约定不明时的履行条款 ,即第六十二条。

当然,确定价款的多少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方式,那就是进行评估鉴定。在本案的诉讼之前,上诉人曾经就评估问题与被上诉人的王行长、林副行长做过沟通。在一审中,上诉人也曾对一审法官多次提出通过评估鉴定来解决服务费的价款问题。在本次二审中,上诉人也提出了书面的评估鉴定申请。上诉人认为,无论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否支持诉讼请求,服务费的价款都应该予以查清。就算是最终认为以租金折抵了服务费,也应该明确,租金折抵了多少数额的服务费。一审法院显然没有查清这个重要的事实。

在确定了服务费数额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服务费应否给付?

被上诉人主张以场地租赁费折抵服务费,所依据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场地租赁及钞票处理人员劳务外包服务补充协议》。所以,《补充协议》真伪至关重要。

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是被上诉人伪造的。上诉人已经就伪造公司印章的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哈尔滨市南岗区公安分局已经于2018年11月30日正式立案,案号为哈南公(王岗)立字(2018)1918号。南岗公安分局依法向被上诉人调取了《补充协议》的原件,又向上诉人调取了公司印章及印鉴留存卡。根据公安机关鉴定的结果,《补充协议》上加盖的印文与上诉人的印文并不一致。一审中,法官曾要求被上诉人说明加盖印文的过程,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说明,向被上诉人释明是否申请鉴定,被上诉人也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认定《补充协议》上加盖的公章是伪造的。

本次二审中,为了解决公章真伪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诉人提出鉴定申请。请求通过《补充协议》上加盖的公章印文与双方确认一致的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外包服务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印文以及在北京市公安局印章业社会采集系统印章留存卡中预留的印文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相信事实终会浮现。

即便放下《补充协议》的真伪问题, 被上诉人想凭借 《补充协议》达到拒付服务费的目的也不能实现。因为《补充协议》仅仅是一份与2016年有关的协议。在该协议的起始部分写明“双方就2016年有关场地租赁、钞票处理人员劳务外包服务等相关费用约定的调整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协议的第二条,“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补充协议》仅仅适用于2016年。而上诉人在本案中请求的是2017年和2018年的服务费,2017年和2018年双方并没有任何关于以租金折抵服务费的约定。上诉人也不会同意以微小数额的185万元租金折抵了巨额的1500余万元的服务费。

 综上所述,对于上诉人提供的服务数量,一审法院应予认定而没有认定,对于服务费的价款,一审法院应予查清却没有查清,对于一份虚假的、毫无关联性的《补充协议》一审法院却错误地采信。一审法院做出的判决,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

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