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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人民银行案件的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中融汇金金融服务外包(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和辽宁港源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刘志永律师出庭参与本案诉讼,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应为有效合同。

2014年1月20日,原告原法定代表人王存心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钞票处理业务外包服务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被告将人民币回笼券清分业务及残损人民币复点、清分、销毁等钞票处理业务交由原告代理,为被告提供相应项目服务,协议期限十年,至2024年1月20日止。双方约定了服务项目范围和方式,其中项目模式为“驻场式”外包服务模式;项目服务的场地为哈尔滨市道里区河源街6号,被告钞票处理中心场地;项目内容包括回笼券清分和对残损人民币的复点、清分和销毁;被告负责提供“安全封闭的工作场地及可清分、复点、销毁及抽查再抽查的整捆人民币,乙方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机具管理部门认定的机具及经培训后达到上岗工作要求的人员,完成符合甲方质量要求的钱捆及相关工作要求”;“甲方负责支付给乙方相应的服务费及提供安全封闭的场地”。双方约定了权利和义务,其中第七条甲方义务中再次强调“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提供安全封闭式清分场地、周转库房及其他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并确保其正常使用”,第八条乙方权利则规定“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协议规定的时间和形式支付给乙方服务费”。双方还对违约责任、合同变更和终止等条款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就具体服务要求、收费标准、相关或拓展业务等拟另行约定。

协议书虽然没有明确收费标准,但双方签订合同的主体合格,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符合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该协议书应为有效合同。

 二、原告依约履行合同。

签订协议书后,原告按照协议书的约定,一直按照被告的要求,进行钞票处理的复点、清分、销毁工作。虽然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股东几经变更,但是原告忠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直到现在,仍未间断。

履行义务的具体工作包括:1,按照被告的要求,购入德国产M7大型清分设备及各种小型设备;2,从2014年1月至今,一直在做人民币复点、清分、销毁等工作。其中,在2017年至2018年两年间,清分回笼券(面额100元和50元)953142捆,复点(面额100元和50元)107046捆,复点(面额20元及以下)570726捆,销毁残破人民币2309397捆。

三、被告应履行协议书,向原告支付服务费。

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甲方负责支付给乙方相应的服务费及提供安全封闭场地”;第八条第(一)项的条款,“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协议的约定的时间和形式支付给乙方服务费,对甲方不支付服务费的,乙方有权停止服务,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支付服务费是被告的合同义务。

原告为被告提供的服务工作从未有过疏漏,也得到被告的认可;且原告每年都向被告提出支付服务费,附有明确的付费标准。被告也曾经对全国各地的金融服务外包情况进行了调研,拟向原告支付服务费。2018年8月8日,原告与被告领导就支付服务费的事宜进行了商谈。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提交了费用清单。8月24日原告委托的律师再次与被告领导王迅行长及林佐明副行长进行商谈,被告方面明确表示,同意解决支付服务费的问题,并要求原告提供服务费的支付标准。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提交了相关的《成本报价》。2018年末,因王迅行长离任,被告又推翻了双方达成的支付服务费的意见,明确表示不再支付2018年以前的服务费。

四、关于支付服务费的标准问题。

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被告支付服务费,但没有明确的付费标准。依照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案不存在政府定价或者指导价的问题,故应当按照履行地市场价确定支付服务费的标准。在被告所在的哈尔滨市,原告共为六家商业银行提供同类服务,所约定服务费的价格各有不同。根据原告与六家商业银行所签订合同中约定的服务费价格,原告取其平均值作为被告的付费标准,即复点、清分100元和50元券,按照17.83元/捆计价;复点、清分20元及以下券,按照14.5元/捆计价;销毁按照1.43元/捆计价。原告确定计价标准和计价方式符合合同法的规定。

按照上述标准计算2017年-2018年两年的服务费,合计30481117.34元。

五、关于能否以场地租赁费抵扣服务费的问题。

首先,提供场地是被告的合同义务。《协议书》协议书第三条第(四)项第3小项约定“甲方提供安全封闭的工作场地”,第七条甲方的义务第(六)项约定:“甲方有义务提供安全封闭式清分场地、周转库房及其他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并确保其正常使用”。在协议书中从未约定该场地的使用需要支付租赁费,且明确约定提供场地作为被告的一项义务的情况下,应认定被告提供场地,原告不需要支付租赁费。

其次,被告提供的《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场地租赁及钞票处理人员劳务外包服务补充协议》是一份被告自行炮制的虚假协议,原告从来没有签署过这份协议,被告也从未向原告出示过该协议的原件。2018年末,原告向人民银行总行控告被告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组调查期间,被告才向工作组提供了该份协议。原告在见到这份协议的复印件后,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组织鉴定,该协议加盖原告单位印章与原告单位真实的印章并不一致。该份协议是被告为了欺骗上级机关而伪造的。

第三、被告提供的《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场地租赁及钞票处理人员劳务外包服务补充协议》是一份无效协议。 被告作为国家机关,其使用的房屋均为国家划拨分配的性质,是国家无偿为其提供使用的国有资产。对于这些国有资产,被告只有使用权没有处分权。没有经过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没有经过法定的招租程序,被告也没有权利将国有资产对外出租,更没有权利将租金自行处分,包括折抵应付原告的服务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1号《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 政府各部门不得出租、出借办公用房或者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能;未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不得租用办公用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也规定了,“使用单位不得擅自出租办公用房”。鉴于被告将国有房屋出租的行为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原被告之间不可能形成租赁合同关系,被告无权要求以租金折抵服务费。  

第四、被告提供的《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场地租赁及钞票处理人员劳务外包服务补充协议》也是一份与本案无关联性的协议。根据协议的第二条,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而原告在本案中请求的是2017年和2018年的服务费,2017年和2018年原告虽然使用了被告提供的场地,但是这是由双方采取的“入驻式”服务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能认定在2017年和2018年之间当然的存在着租赁关系,更不能表明原告同意了以微小数额的租金折抵了巨额的服务费。

第五、这也是一份体现着被告作为国家机关粗暴、蛮横对待民营企业的显失公平的协议。按照被告的要求,原告为被告提供服务的工人为66人,2017年度,原告为此支出的社保费用1003453元,工资2028065 元;2018年为此支出的社保费用1081769元,工资2056941.07  元。仅仅人员工资、社会保险以及上其他成本,每年的全部成本达千余万元,被告竟企图以所谓的每年180万元的租金全部折抵,这不仅是民事行为的显失公平,更是对民营企业的盘剥掠夺。

第六、这也是一份根本没有履行的协议。按照这份协议,被告每年应当向原告收取185.7万元的租金,这笔收入既然是被告出租国有资产的收益,就应当上缴财政。但是被告从未有实际收取过这笔租金,也没有与被告进行过以服务费折抵租金的结算。即便是以服务费折抵租金,被告也应该有相关的会计账目,但是被告显然无法提供关于这笔租金存在的任何会计账目。

综上,被告以场地租金折抵服务费的理由不能成立。

六、本案中不存在“人民银行不支付委托费用”的行业惯例

首先,被告仅凭提供的八份合同并不能证明存在“人民银行不支付委托费用”的行业惯例。所谓行业惯例是指特定行业中经过长期业务活动而形成的一些通用习惯规则,被业内人所共知。行业惯例一般不具有强制性,而且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才对当事人有约束力。黑龙江省就有12个地级市,60多个县级市,从全国来看,数量更大。被告仅提供了八个县市的协议,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代表性,更不能体现所谓的行业惯例。

其次,被告提供了以下八份协议:a中国人民银行七台河中心支行,与乙方中晟汇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书》(以下简称七台河协议),签订时间2018年8月6日;b甲方大兴安岭中心支行与乙方大兴安岭中晟汇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协议(以下简称大兴安岭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5日;c中国人民银行大庆中心支行与乙方中晟汇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钞票处理业务监督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大庆协议),签署于2018年12月28日;d中国人民银行绥化中心支行与乙方中晟汇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钞票处理业务监督管理协议》(以下简称绥化协议),签署于2018年12月6日;e甲方中国人民银行双鸭山市支行与乙方中晟汇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社会化清分业务外包协议》(以下简称双鸭山协议),签署于2018年10月24日;f甲方中国人民银行龙江县支行与乙方中晟汇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签订的协议(以下简称龙江协议),时间为2018年11月8日;g中国人民银行鹤岗市中心支行与乙方鹤岗易圣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签署的《场地租赁及钞票处理人员劳务外包服务协议》(以下简称鹤岗协议),签署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h中国人民银行佳木斯市中心支行与佳木斯易圣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签署的《人民币复点服务协议》(以下简称佳木斯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

从以上八份协议可以看出,其中四份合同的乙方为中晟汇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两份为中晟汇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另外两份合同的佳木斯协议的佳木斯易圣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和鹤岗协议的鹤岗易圣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均为北京易圣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才琳琳。被告提供了以上具有关联关系的公司所签订的合同就想说明存在行业惯例,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而且以上协议有六份签订于2018年,而原、被告之间的协议早在2014年1月20日就已经签订,在2017年和2018年并没有签订新的协议。被告试图以2018年的协议否定2014年签署的协议,显然是荒谬的。

第三、被告所提供的七台河协议书、大兴安岭协议、大庆协议、龙江县协议等四份协议并没有乙方租赁甲方场地的约定,其中七台河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使用甲方场地负责甲方的人民币复点业务”,大兴安岭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安全封闭的工作场地,用于办理钞票处理业务及管理人员办公”,龙江县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安全封闭的工作场地”,而大庆协议更是只列明了“项目服务的场地”。在没有出租和承租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无论是乙方“使用”还是甲方“提供”都不能认为是租赁的性质,并且这四份协议中都没有以服务费折抵租金的约定。显然,被告所说的“惯例”在被告提供的以上四份合同中并不存在。

第四、被告所提供的协议中,乙方所提供的的服务只包括人民币复点业务,其中龙江县协议更是只为商业银行提供复点服务。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包括了回笼券清分和残损人民币的复点、清分、销毁业务,服务范围大大超过了被告所提供的协议中的范围。被告所提供的协议只是对黑龙江省内某个地级市甚至县级市的钞票进行复点,而原告的协议中约定的工作是对全省的钞票进行复点、清分、销毁,原告工作量远远大于被告提供的合同中确定的工作量。原告为被告提供服务仅人工成本一项每年就达500多万元,加上其他成本每年高达1000多万元。这不是被告提供的任何一份合同所能比拟的。如果接受了被告以租金折抵服务费的意见,原告就意味着每年高达千万元巨额亏损,也就意味着原告的破产。所以原告不可能接受这种根本不存在的所谓“行业惯例”。

    综上,被告提供的以上八份合同不能证明所谓的行业惯例,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没有可比性,更不能因为某些合同中有不付服务费的内容就认定原被告之间也不应支付服务费。

、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问题。

协议书是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的合同,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影响原告主体资格的存续,亦不影响合同的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仍然由原、被告继续享有和履行。事实上,虽然原告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几经变更,但是原告为被告提供的服务从未间断,也从未受到任何影响。

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原告已依照协议的内容如实履行义务,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被告应支付服务费。

以上代理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代理律师:刘志永

                                                                    2019年